中西方政治家眼中不寻常的“光明的丝绸之路”
2015-12-23 09: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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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四次会议前夕,英国Jonathan Aitken勋爵应睿得及有关方面邀请正式访问中国,就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问题,与艾克拜尔•米吉提主编,倪耀礼大使、程亚文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原主编
“一带一路”之中的重要国家哈萨克斯坦,它毗邻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中国境内也有哈萨克族,哈萨克族是个什么样的民族?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是一个跨界民族,在全世界44个国家都有哈萨克族,在中国有160万哈萨克族,沿天山以北是哈萨克族民族世居的地理环境,在新疆有一个哈萨克自治州,新疆还有两个哈萨克自治县,在阿克塞还有一个哈萨克自治县。哈萨克族从历史文化上来讲属于草原文化,后来哈萨克族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语言类型上来看,哈萨克语属于突厥语族,突厥语族像满语、朝鲜语,从语言学家的分类习惯上愿意把日语也归类到突厥语族。
前苏联解体以后,最后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是哈萨克斯坦,到今年12月16日是独立24周年。值得关注的是24年来中亚地区其他的国家发生过战争,各种各样的动荡,但是哈萨克斯坦一直是稳定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24年来一直是总统,从某种因素来讲他使这个国家和社会处于稳定的状态,据我所知哈萨克斯坦有142个民族, 142个民族也有多种宗教,多民族的国度能够这样稳定的生活在一起。咱们是56个民族,从地缘政治上来讲它是我们的近邻,我们最近的邻居能够社会安定、平稳发展下来的话,符合我们的地缘政治需求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其他的周边地区,现在尤其是西亚这一代战乱频繁,伊拉克、叙利亚,包括土耳其最近也和俄罗斯交恶,去年乌克兰成为焦点,这对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是有严重负面影响的。现在卢布的币值下跌了,对周边也会带来影响,包括哈萨克斯坦货币也贬值了,四个月不到就出现了贬值。这对于普通人的生活势必会带来影响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这个国家依然是稳定的,稳定的因素当然有这个民族的努力,哈萨克族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平相处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个基础上,按现在政治体系来考量的话,一个国家总统当了24年,所谓推行民主政治是不可思议的,不符合它的民主价值观,美国总统在位最长八年,其他国家是五年。但是我认为这是符合这个国家和族群的利益,也符合周边地缘政治的利益。所以从地缘政治经济角度来看,这种问题非常切合多方利益。这个国家山水很美,有辽阔的草原,草原地带传统上是连接欧亚大陆文化的纽带,最有影响的就是丝绸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初访哈萨克斯坦,演讲的时候首次提出要振兴丝绸之路的理念,这个理念越来越完善,成为“一带一路”的方针,如果要实施的话,首先应该有和平的环境才行,而不是动荡的环境,有了和平环境,“一带一路”才能走出去。“一带一路”从连云港到鹿特丹的高速公路修通,这样会带来更大的发展的契机。实际上哈萨克斯坦学者也在讲,如果从太平洋沿岸做贸易,通过轮船再运到那儿最快一个半月,最慢要三个月,如果有高速公路一个星期就到了,有了直达列车,从重庆、成都直接发货,通关非常快。中国经济强势发展以后,不光是中国的事,成了世界的事,尤其是周边国家渴望中国经济成为火车头,带动周边的经济,带动周边经济的时候需要和平、安宁的环境。和我们“一带一路”宏观战略相吻合的是他们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出的2030光明之路计划,如果和我们“一带一路”战略能衔接起来,我认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乃至中亚地区,甚至是俄罗斯的经济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哈萨克斯坦的旅游文化也很丰富,历史、文化,人文文化这些内容都很丰富,有些和我们的西部地区相象,比如说和新疆地区有相象的,哈萨克族是一个文化体系,但是中国国内哈萨克族和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使用的语言一样,而使用的文字不一样,中国国内哈萨克族使用的是由阿拉伯文演变过来的文字,他们用的是西里尔字母,现在据说他们要走拉丁化方向,2025年要更改成拉丁字母。
倪耀礼大使,资深的外交家,对国际问题有精深的研究
哈萨克斯坦是世界最大的内陆国,领土面积是排名第九,如何从外交战略的角度看哈萨克斯坦,包括中亚几国在世界格局方面的地位,还有它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
倪耀礼:从我们整个外交的方针来看,非常同意刚才米吉提讲的,“一带一路”作为宏伟的战略提出来,这在外交工作发展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中亚那么重视,站在一个全球的战略高度上,而且覆盖面非常的广,可以说等于有点像伸出去的两个手臂也好,拳头也好,但是这是我们和平发展的一个方向,目的是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于再广一点,涉及到别的很多国家带来和平发展的新的机遇。从现在往前看,五年、十年、几十年下去的话,这“一带一路”所存在的那种机遇是真的不可限量,我们也感觉到中央提出这么一个方针,也是一种很好的古为今用,把古代的丝绸之路这么一个概念运用到当今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方面,涵盖了所有的方面。
现在随着“一带一路”要走那么远的道,还有就在我们周边国家的外交工作也带来了全新的局面,不是一个区域,几个国家之间,而是整体的一个发展,而且我们不仅自己要很好的发展,还要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于这两个火车头要拉很多的车皮,当然我们也希望还能够有一些区域性的,或者地区性的,更多的新的动力能够参加进来。所以我觉得有一次王毅部长说得很好,“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唱,我们是“一带一路”所有国家的大合唱,而且我们欢迎大家都参与进来,共建、共管、共享,这些原则都提得很好。而且我们也并不是说我来帮助你,大家互相协作,一起共同来把“一带一路”建设好,大家共同来管理,共同来享受它不断带给我们的成果。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虽然不是直接的,间接的会受到“一带一路”很大的影响,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以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式会参与进来。如中美两国大家共建一个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我们也是可以跟“一带一路”的建设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包括我们现在提出的亚投行,美国现在没有参加,但是亚投行越来越频繁,一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包括勋爵的国家,英国带头率先来参加了,影响很大,习主席访问英国取得巨大的成功,我跟勋爵在讨论这件事,大家都非常高兴。过去我们都觉得英国一个老牌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国家,中国吃过的苦头也不少。现在英国主动看上来了,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前景,包括“一带一路”蕴含潜在的可能性, “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可以跟我们全盘的外交工作,给我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都可以很有机的结合起来,为外交工作开创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局面。
Jonathan Aitken勋爵:英国资深国会议员、政治家、哈萨克斯坦问题专家,前英国国防大臣和财政大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出版过多部西方领导人的传记,曾经在2009年撰写出版了《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斯坦的缔造者》这本传记,受到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本人的高度赞赏。
作为西方政治家,转写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一个与西方政治法律制度完全不同的,亚洲国家领导人的初衷是什么?
Jonathan Aitken勋爵:这要从1992年我当国防大臣开始说起,1991末苏联开始解体了,大家担心怎么才能让苏联实现无核化。关于无核化这个问题,当时纳扎尔巴耶夫当上总理,苏联解体后三分之一的核武器都在哈萨克斯坦,当时有很多人也说要买哈萨克斯坦的核武器,在1992年的时候纳扎尔巴耶夫的行为就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重点,他当时是怎么做的呢?他把当时的核武器都还给了俄罗斯和美国,使哈萨克斯坦成为一个无核化的国家。
当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做了正确的事情把核武器放弃的时候,大家心中都有一种疑问,那么哈萨克斯坦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呢?对于哈俄边境的问题就会产生比较危险的说法。对于中哈和俄哈的边境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而纳扎尔巴耶夫领导哈萨克斯坦解决了一切的问题,不光解决了哈俄和哈中问题,还带着他们国家走向比较发展的道路,成为苏联解体之后唯一一个比较稳定的国家。
纳扎尔巴耶夫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他的经历,其他的领导人都没有像他出身这么贫寒的。他在学生的时候就非常渴望读书,好奇心特别强,现在想给大家讲一个他跟中国有关的故事。年轻的纳扎尔巴耶夫当时是在一个小村庄里的小学校上学的,这个时候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小学生写了一封信,到达了还在苏联统治下的哈萨克斯坦,就是我想找一位笔友,有谁想成为我的笔友。当时学校收到这封信,大家觉得很恐怖,就像对待核武器炸弹一样的,这封信被送到了警察局后来政府又决定说没事儿,只是一个中国孩子想找一个笔友。当时校长就说你们谁想成为中国孩子笔友,当时没有一个人举手,只有纳扎尔巴耶夫一个人举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纳扎尔巴耶夫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有着特别强的好奇心,有着别人没有的视野,他渴望着外面的世界,当时他就对中国一个邻邦充满了好奇。因为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后来他就成为了一个钢铁工人。我可以说更多关于他的这种故事,他是如何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带领哈萨克斯坦的。
后来我从政坛退下来了,我想写另外一本传记,当时我已经写过了尼克松总统,写过了撒切尔夫人,还要写谁呢?我朋友就推荐说你写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怎么样呢?我当时非常同意,但是纳扎尔巴耶夫不同意,他想要的传记是苏联形式的传记,而苏联形式的传记我是不写的。我就去跟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进行私人会面,他跟我说,“你想写我的传记吗”?我说“不是的,因为你想要的是不真实的苏联的传记,但是作为西方的作家我不能这么做”。所以他就问我你到底想写什么样的传记呢?我当时回答说“就像尼克松这样的传记,公平、真实并且尽量多说一些正面的话,但是我说的这种正面的话,也会包括批判性质的,会有一些不是你特别愿意听的话。其实你是做过一些错事的,我们新闻媒体上也有对你的批判,这些事情都要提到的,写一本西方国家都接受的传记,而不是被别人嘲笑的传记”。这个时候我已经跟他做了三个小时的面对面交谈了,他就说“你的意思就是我必须要相信你是吗?”“是的”。然后他就这样瞪着我,说“好的,那我就相信你”。他就这样做了,他让我见了我想见的所有的人,包括他的新闻评论批判者,包括他的前女朋友,这是他的第一本西方式的传记,非常公平,同时对他本人也是非常有利的,当然也会说一些比较批判的事情,是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传记。当他第一次拿到这本传记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一点不太敢相信,就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些事情?然后他犹豫了一小下,还是说这是本很好的书,虽然他并不同意我写的关于他的所有东西。
怎么来看待“一带一路”这个方面的问题
Jonathan Aitken勋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设想,是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设想,因为这不仅仅是道路的建设,而是一个理念,可以促成人以及我们的社会,以及各个城市之间的交流,从中国到中亚,到欧洲,也是我们连接未来一个桥梁,所以我觉得对于习近平主席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相比较他们其他的政治贡献来说,在以后可能是他们对于“一带一路”设想的支持会被后人所记得,中国的古话说饮水不忘挖井人,这个是小村庄里的人,每次人在井里取水的,都会想到是谁挖了井,惠及了后人。所以当200年之后,当人们在我们这个铁路,还是公路上也好,从西欧到中国的西部都会想到这个伟大的设想是由谁提出的。
程亚文教授,研究中欧战略问题,还有“一带一路”方面的问题
统治时代的结束,宗教化的时代的开始
程亚文: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很多的问题就是产生于我们某种理念的要求,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糟糕的状况。我也分享一下我最近十年的研究,在这些事件发生时候我的看法。比如说在2006年,当时伊拉克的前总统萨达姆被判了绞刑,有个媒体约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强化,一个时代的结束是统治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开始是宗教化时代的开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恰恰是这样的状况。可能勋爵作为西方人,对萨达姆,包括卡扎菲这样的统治者会有不好的看法,但是在我看来,就像您在评价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一样,每个地方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当萨达姆或卡扎菲被处置以后,当这个地方的政治变得比他们还要糟糕的时候,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世俗的统治为好,还是一个宗教带来大的混乱的状况更好,今天的事件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理念要求一些地方,这是很糟糕的。今天中欧的状况我也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大家都感到很危险。
丝绸之路不光是在陆地,海洋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时候,无论汉朝、唐朝,中国和欧洲与中东的贸易有两条路径,一条通过路上,一条通过海上。所以今天我们说复兴丝绸之路,不是简单的说从陆地,也有从海洋,两者是关联在一起的。哈萨克斯坦现在提出来光明道路,我的理解光明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呼应了中国的丝绸之路和俄罗斯的欧亚计划,所以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扮演了桥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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