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企前进哈萨克斯坦
2020-12-07 10: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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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5日，黑龙江商人、金骆驼集团董事长杨杰再次来到北京，参加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简称“外洽会”）。今年中哈产能与投资合作论坛会场外就是他的产品展台，展台上展示着远在哈萨克斯坦图尔克斯坦州奶粉工厂生产并进口回来的骆驼奶粉。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副部长Almas Aidarov提供的数据显示，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贸易额正在有序地增长，2019年这一数字基本达到了150亿美元，中国去往哈萨克斯坦的投资总额大约20亿美元，如今在哈萨克斯坦有1700多家中资参与的企业，这其中就包括杨杰的奶粉厂。
杨杰的工厂生产的奶粉企业在国内市场刚刚起步三个月。2020年3月，杨杰的奶粉产品获得通关，1个月后奶粉就在中国上市，但紧接着疫情降临，将近170人的哈萨克斯坦工厂不得不全部停产。在停产3个多月之后，工厂又开始陆陆续续地复工，原本想要迅速拓展的品牌计划不得不放慢了速度。
中国商人的洋奶粉
过去的两三年对于这位黑龙江商人既说得上顺利也谈得上曲折。2015年9月，杨杰来到哈萨克斯坦寻找项目。和杨杰大约在同一时期自发前往考察的还有相当一批来自中国的商人。彼时距离2014年中方领导人访问这个国家并首次提出国际产能合作倡议不过9个月的时间。
2014年5月，在中国东部城市连云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合建的中哈码头启用，自此哈萨克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有了通向太平洋的东向出海口。通过海铁联运的方式，由哈萨克斯坦运来的集装箱在连云港装船出海，而哈萨克斯坦经由海运进口的产品也在此过境。同时，在哈萨克斯坦，中哈的边界处建立了现代化的陆路港口，并在霍尔果斯东门自由经济区运营。陆路港口加上“双西公路”，高速铁路服务，以及离海港口的基础设施构建了一个大型的运输物流纽带，可以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有效地分配货物。
杨杰原准备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农业灌溉项目，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本行，但因个人身体原因，他在当地偶然听人说起骆驼奶，这引起了他的好奇：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富有骆驼的国度，饮用骆驼奶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但这里却并没有骆驼奶的深加工。
他改变了原计划，决定在这里建立骆驼奶加工厂。被杨杰称为“艰辛但也顺利"的建设就此开始：2017年承建项目，他开始跑土地手续，跑规划手续，第二年年末，工厂落成投产。历时一年半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政府介入得不多，建设速度则令当地人瞠目。
这是一家拥有168人的工厂，其中中国人不超10个人。满产的时候，需要从工厂所在地方圆1000多公里范围，通过冷链运回10万峰骆驼产下的原奶。
杨杰算了一下当地和中国国内的成本:工厂工人的工资水平跟中国国内相比差不多，但就哈萨克斯坦的薪酬水平，他所在的企业比当地高出40%。
在生产成本上，哈萨克斯坦相比中国会略低一些，但跨国的运输费用加之关税，使得总成本有所增加，算下来二者总成本相当。但在他看来，中亚草原上纯天然蓄养环境下产出的骆驼奶原料，还是会让他的产品获得不一样的品质和品牌差异。
杨杰迅速在哈萨克斯坦拿到了欧亚联盟印证，这使得他的奶粉可以免税进入其他欧亚联盟国家欧亚=。在杨杰看来，这个项目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好处，政府获得了税金，牧民获得了收成，当地的工人则获得了就业。
2018年末，筹备两年的骆驼奶粉即将投产，“外行人”杨杰却突然被“卡住了”：原来，国外的乳粉如果要进入中国市场，须两国政府间签有议定书。对于这样的规则他此前并不知晓。
2019年3月，杨杰向一家中方组织——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反映了这一问题。很快，协会将问题上报给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对此给予了充分支持，并致函中国海关总署，同时，协会多次去往海关总署相关部门就此事进行沟通交流，后者对此亦给予了全力支持
2019年9月份，哈萨克现任总统托卡耶夫访华，中哈两国签订相关议定书，骆驼奶粉和杨杰所在的公司进入了符合出口资格的供应商名录或产品名录中，这为中国在哈企业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实际上是铺平了道路。
“从2019年3月份，企业给我们提出这件事，到签订议定书，前后只用了半年的时间。”王克文说。
2020年5月份，杨杰公司的第一批骆驼奶粉产品从远在5000公里外的海外工厂正式进入国内市场。
为什么要在那儿投资
杨杰的骆驼奶粉主要瞄准的就是中国本土。“像农业类的企业，总体来说是利用当地的原材料加工，再进入到中国。中国市场大、需求高，哈萨克那边产品有质量、有供应，这是天然的契合，双方产业具有互补性。”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副秘书长王克文说。
从中哈产能合作伊始，王克文便参与此项工作。她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对哈萨克斯坦这样面积高达272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1800万的国度来说，其自身的需求量有限，但它有广阔的天然牧场，有潜力巨大的农业种植，这里的菜籽油、小麦等农产品质量很高，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品质在提高，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骆驼奶粉只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工业资源对于中哈之间产业互补性同样明显，中国是消费大国，同时中国在技术、产业配套上较为成熟和健全，哈萨克斯坦更是资源大国，但其自身需求有限，出口赚取外汇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过去，矿产、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出口，一直是其经济主要支柱之一。
金融危机之后的若干年，国际经历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哈萨克斯坦的经济亦受到重创，王克文说，这也让他们意识到单纯依靠出口原料发展经济的弊端，因此这些年该国政府对于发展本国的工业非常重视，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对于列入优先发展的领域，会有一系列的鼓励政策，特别是加工类——不管是农产品的加工，还是矿的加工，还是石油天然气的深加工，都是其重点发展的领域，这样做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解决就业，也可以发展本国的工业体系。
王克文介绍，截止目前，中哈产能合作框架下已经形成5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接近250亿美元，其中已经有17个项目完工投产，19个项目在建设中。在17个投产项目中，两个就是在今年疫情发生以后复工复产以后实现投产的，一个是50兆瓦的光伏发电项目，一个是100兆瓦的风电项目，
这56个重点项目中，涉及到重点领域的十多个门类，如基础设施，能源，矿产，农业，交通，物流，金融，化工，工业园区，事实上，在2015年中国出台的“装备制造走出去”相关指导意见中提到12个重点行业，均有涉及。
“以这几年中资在哈的发展看，从最初的以央企为主，到现在的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有参与，从前中资在哈以工程承包为主，近年来，投资类项目逐年增多。根据目前统计，这56个项目当中，投资类占比会更大一些，如投资建厂和一些并购项目。”王克文说。
以矿产和能源为例，中国企业来最初进入到哈萨克斯坦，以参与上游资源为主，但这些年陆续开始出现深加工项目，如炼化厂、冶炼厂，抑或是天然气发电这样的项目。
“也有企业计划到那里建立化肥厂，原因在于，那里的天然气价格便宜，用电也更为便宜。”王克文说，“哈萨克的工业产业链不健全，深加工还是比较欠缺，当地的化肥这些主要依靠进口，比如说从俄罗斯进口，也可能从其他一些国家进口，他们自己有发展的这种诉求，除了满足本国市场以外，其实是可以辐射到其他的欧亚联盟。对欧亚联盟这些国家是免税的，所以对于哈斯克来讲，建这样的一化肥厂可能不仅仅是满足哈斯克本土的需求，也可以出口到其他的东亚国家，甚至是俄罗斯。”
王克文说，这几年，去往哈萨克斯坦的投资主体从原来的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逐渐增多，民企的投资意愿甚至会更强烈、更活跃一些。
根据哈萨克斯坦经济部统计委员会提供的数据，2015-2018年，中国对哈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8.339亿美元、9.752亿美元、10.825亿美元和14.762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增长16.9%、11.0%和36.4%。哈萨克斯坦央行的数据则显示，2019年，中国对哈直接投资总额为16.925亿美元。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会长胡卫平预计，2020年全球货物跨境运输量降低了大概70-80%，但是从中国运往欧洲的货物中，过境哈萨克斯坦的货物量为正增长。
王克文说，尽管在哈投资合作还有很好的合作前景和较大的合作空间在一些领域也具有很大潜力，但还是要考虑市场的需求和投资目的地的承接能力，不同产业，也要具体分析。
产能合作样本
在王克文看来，中哈产能合作是中哈双方共同探索出来的合作模式，这其中投入了双方的力量和大量的时间精力。
“两国政治友好，中哈合作机制相对完善，两国产业互补性强，中方的技术力量、资金力量、人员队伍，产业链能力，市场诉求，都和哈方好形成了很好的互补。”王克文说。
事实上，中国已经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双边合作的文件，与4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的产能合作，这其中，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参与的双边合作对接也不仅限于哈萨克斯坦，但中哈产能合作的确是众多双边合作中最成功的样本之一。
王克文认为，中哈产能合作取得今天的成果，几个因素非常关键：
一是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亲自推动，极大促进了中哈产能合作。
二是中哈产能合作是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先行者，开创了中外签署政府间产能合作协议的先例。也是在国家体制、发展阶段、经济体量、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的国家间开展的双边合作模式的有益探索和实践。
三是建立政府间统筹合作机制。由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成立的中哈产能与投资合作协调委员会，充分发挥总牵头和协调作用，统筹规划和推动双边的合作。通过开展双边产能合作规划研究，确定重点合作领域，为双边合作及企业投资提供指引。
四是双方确立了中哈产能合作项目对接机制。由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和哈萨克斯坦国家投资公司作为双方项目对接机制牵头单位，负责项目的对接和跟踪，协调和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并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
五是双边问题为导向，出台系列配套机制和支持措施，用于解决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协调并支持双边开展金融领域合作，为两国企业实施项目提供多元化金融支持方案，解决企业融资需求；协调解决企业在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推动项目落地。
除此之外，在这一合作机制下还设立了部长级对话会议机制，到目前为止已经召开了18次部长级对话会。
最新一次对话发生在今年6月10号，双方达成的共识则是疫情发生后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协调解决包括航班停运、签证停办、货物积压等具体的问题。
王克文介绍，今年上半年疫情管控最严的时候，霍尔果斯口岸曾经积压了2000多辆的货车，长达四五十公里的长队在此排队等候过关。
中国国际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璐巍向经济观察报分析认为，两国的政治关系对于国际产能合作非常重要，中哈关系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哈方非常支持中国企业到哈投资。
过去5年，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接触了具有投资哈国意向的企业至少有数百家，并总结了企业出现较多的诉求。对于一些共性问题，中哈双方政府间会通过一些磋商机制，配套出台解决方案，如便利化的签证、专项贷款，也会根据企业的不同诉求，有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
“中哈产能合作开始于2014年底，2015年初即开始研究签证难问题。外交部用了一年的时间，多次磋商解决方案，两国总理在多场合也探讨过这一问题。2015年底，两国外交部签署了便利化签证的协定，在中哈产能合作机制下，对双方往来人员，指定由海外产业发展协会和哈萨克国家投资公司作为双方的具体执行的单位，为企业提供便利化签证。”王克文说。
这是两国政府经过多轮的磋商的成果之一：被列入清单里的企业，以及项目涉及的相关服务机构，比如银行、律所、保险，都可以享有便利化签证。这和常规办理的哈萨克斯坦商务签证流程不同，传统签证要2~3个月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但现在基本上能够保证10个工作日内拿到签证，
融资上，由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了150亿美元中哈产能合作专项贷款，用于支持重点项目的融资。此外，丝路基金下也设立了中哈产能合作基金，约20亿美元可用于对哈重点项目的投资。
不过，尽管如此，2020年在全球范围传播的疫情依然给中哈产能合作带来了现实的困难。
2020年9月30号，历时14个月建设的国家电投在哈100MW风电项目实现了首批机组并网，这一项目总投资1.5亿美元，并网后将成为哈萨克斯坦第一个建成的大型风电项目。
在国家电投的能源业务中，境外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70%，其项目已经分布到哈萨克斯坦，越南，哈萨克斯坦，德国，澳大利亚，巴西、智利等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区域是其在“十四五”期间重点投资的领域。
今年2月，因疫情影响，中哈一直处于断航状态。国家电投旗下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云涛介绍，直至目前，人员通行依然受到限制，边境物流进展缓慢，中哈产能合作项目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工程的建设推进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本来整个项目预计在今年年底全部投产，但受疫情的影响不得不调整到2021年上半年。尽管如此，该公司依然克服疫情因素的影响，与亚投行等银团签署了投资协议。
中国国际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璐巍向经济观察报表示，疫情给中国海外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中就包括工程延期严重。根据了解，目前有超过 90%的海外工程项目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延期问题。
黄云涛介绍，在关键岗位，项目公司CEO在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迅速组织人力返回项目所在地，在项目实施的过程当中，通过第三方转机等形式组织技术人员赴哈，协调多方支援，落实部分人员的劳务签证，现在目前几个关键厂家的邀请函已经获取，正在办理签证工作。整个复工复产的过程当中，项目得到了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哈国投等单位的协助。
在通关物流上，提前规划，最大限度减少物流滞后对项目的影响，整合资源，加强与安全局、州政府，海关的对接，力争打通特批绿色通道。截至目前，整个施工现场实现了吊装21台，完成了53%，电机20台完成了50%，并网16台。在通关方面，除现在目前尚有4台风机滞留口岸以外，其他的设备已经全部运抵现场。
现有，这个在哈的项目，管理和技术人员将近100人，但依然缺少关键设备和关键技术人员到岗，劳务签证暂时也无法直航进入，这给项目进度带来了一定的制约。
今年9月份开始，该公司协商EPC总包单位，增加了吊装面，推进项目工作，但因为风机吊装需要大型的吊装设备，目前已有的主吊设备出现了故障，而在哈国很难找到相对合适的主吊设备，这对吊装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不得不把吊装设备第一时间通过空运运到了现场，恢复了吊装工作。
“疫情导致现在劳务签证的获批依然比较困难，这可能会对项目工作后续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希望能够得到哈萨克斯坦移民局、外交部、内务部等部门在劳务办理方面再给予支持。此外，中哈边境的物流滞压比较严重，为了保证项目顺利推进，希望得到哈政府的大力支持。”黄云涛说。
对于中哈产能合作，黄云涛认为，中哈产能合作正在走向深入，两国政府应尽快推进货物通关、人员签证的便利化，改善贸易条件，消除壁垒，降低商品和服务成本。而他所在公司，则希望未来能够与哈国企业共同投资更多的电力项目，实现共赢。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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