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丝绸之路文明吸引世界目光
2013-10-31 09: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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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丝绸之路巨幅地图长卷《蒙古山水地图》近日在嘉峪关展出。新华社发
■ 刘永连 王凯
在悠久的历史发展历程中,丝绸之路由彼此孤立的小道发展成成熟的交通网络,由起初单纯的贸易和迁徙道路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动脉。
近些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出种种生机。中国与中亚各国都加强了欧亚大陆桥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应运而生,在“丝绸之路”申遗上的合作呼之欲出,不一而足。最近,我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丝绸之路现实价值和意义的认识。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穿过那难见端始的历史时空,我们重新审视数千年来联系着中国与亚欧众多国家和民族的丝绸之路,回味其中层层积淀下的往来关系和深情厚谊,一切都显得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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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丝路起源,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张骞“凿空”西域,然而其真正的发端要远早于此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提起。当他穿过亚洲腹地来到中国的时候,极其惊叹沿途所发现历代遗留的大量中国丝绸,于是在其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中用“丝绸之路”命名这条穿越中亚绿洲的古道。后来,伴随典籍文献的不断挖掘和历史文物的陆续发现,人们发现在自中国往西广阔的陆海空间里,广泛存在着中西往来的活动遗迹,可以区分为草原丝路、绿洲丝路、西南丝路及海上丝路等诸多干道。其中草原丝路分布最北,从蒙古高原经准噶尔盆地、哈萨克斯坦直到东欧草原和伊朗高原;绿洲丝路紧靠其南,穿过新疆塔里木盆地、中亚两河流域直入小亚细亚和欧洲;西南丝路由四川成都起始,过横断山脉到印度再向西行;海上丝路则从闽粤各港口出发,过南海、东南亚各岛和印度洋到地中海和东非沿岸。如果以文献记载和文物出土的丰富程度来衡量,以中亚地区为中转的草原和绿洲丝路最引世人注目。
谈起丝路起源,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张骞“凿空”西域。然而其真正的发端要远早于此。万余年前,天山南北某些地区已经有了我国东部海洋里的贝壳串珠。蒙古、辽沈出现奥瑞纳文化特征的裸体女性雕像,米努辛斯克盆地杂陈夏商文化风格的青铜和陶制器物,孔雀河畔迁来属于印欧人血统的吐火罗族,这些都在距今至少三千多年以前。汲冢古书中的《穆天子传》,详细记载了公元前十世纪周穆王游历西域地区的历史场景。他自宗周(今长安)出发,先后游历鄯善、焉耆、于阗等地,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吉尔吉斯大草原。也有学者说他至少会见了阿尔泰山脉西北段的诸多草原部落。周穆王带去大量中国丝绢、铜器、贝币等,也受到西域各部族的热情接待和馈赠。尽管《穆天子传》的神话成分似过浓重,但不可否认它反映了当时我国中原王朝早期与西域各族交往和贸易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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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张骞的英雄壮举,开创了中国从民间到国家,由自发到自觉,频率和规模骤增的一个对外交往的新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草原之路率先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开拓和繁荣。在阿尔泰山北坡的巴泽雷克古墓群里,发现了公元前七世纪乃至更早的中国丝绸,不但数量众多,而且花纹图案丰富而漂亮,某些还带有精致的刺绣工艺。而据文献记载,以关中为中心的秦国自此开始强大,秦穆公时期已经在用精美的币帛大规模交换西域的牲畜、毛皮、玉石等。后来秦国吞并了陇西到金城一带的西戎八国,直达河西走廊,由此疏通了东西往来的交通道路,使得中原与西域的贸易规模更为可观。
与此同时,丝路中段的斯基泰游牧部落已常往返于从黑海沿岸到阿尔泰地区,贩运黄金、丝绸等货物。他们给西方世界留下难忘的印象,以至于被误认为是生产丝绸的“塞里斯人”(“塞里斯”是西方文献对中国人的最早称呼)。希腊古文献因而把“塞里斯人”描绘成“长着蓝眼睛、红头发和白皙的皮肤”。在丝路西段,古波斯帝国已经建设起四通八达的“御道”及遍布的驿站,而亚历山大东征则自希腊半岛过两河流域直到中亚地区的交通道路上建造了至少百余个“亚历山大城”。雅典娜神庙诸多侍奉女神的美丽着装,斯图加特墓葬里贵族们的丝绸陪葬,无不印证至迟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丝绸已经源源流入遥远的欧洲。
不过,我们仍然必须正视张骞“凿空”西域的巨大历史作用。因为此前中国与西域的交往与联系还是以民间和自发为主,规模亦颇有限。正是张骞的英雄壮举,开创了中国从民间到国家,由自发到自觉,频率和规模骤增的一个对外交往的新时代。
汉武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农业与手工业生产领先世界,纺织、冶铁和漆器水平尤高,丝绸更是风靡世界。当时本来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汉武帝自公元前138年始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在第一次出使中,张骞到达了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今撒马尔罕)和大月氏(今阿姆河上游)等地。在第二次出使中,张骞主使乌孙(今伊塞克湖一带),并派副使联络了天山南北乃至更西地区各国。张骞的经略打通了绿洲丝路南北两道,北道从玉门关向西北行,沿天山南麓经车师(前王庭在今吐鲁番)、焉耆(今库尔勒一带)、龟兹(今库车一带)、温宿(今阿克苏一带)等绿洲国家,过疏勒(今喀什一带)和葱岭(在帕米尔高原),然后向西北至大宛、康国等地;南道从阳关向西南行,沿着昆仑山北麓经楼兰(在孔雀河下游)、于阗(今和田地区)、莎车(今莎车县),在疏勒与北道会合,过葱岭至阿姆河流域和伊朗高原诸国。分别从塔克拉玛干沙漠两边的绿洲地区,然后越过葱岭西行。至此中国真正意义上了解和掌握了沿丝路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情况并与他们建立起了友好关系,使得绿洲丝路迅即畅通起来。据《史记》载,当时往来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在络绎不绝的使者队伍中,大量商人携裹着丝绸和铁器而去,再把西域的葡萄、苜蓿等带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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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繁荣促使大量中华文明如养蚕丝织、造纸印刷等技术西传,西域各族文化如玻璃制造、祆教信仰等事物东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数百年分裂、动荡,但中西丝路并未中断。南北政权各以自己的特色保持和发展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三国之曹魏、西晋和北魏、西魏和北周等,都在当时主导了中原与西域的往来。在此基础上丝路走向成熟,终于在唐代迈至辉煌的顶峰。
这一阶段,丝绸之路不断向南北扩展,天山北麓出现“北新道”,许多山口、峡谷踏出支线,构成了一个巨大而稠密的丝路网络。例如,从长江上游经青海湖、祁连山至新疆有青海道,穿过昆仑山向西南有乌弋山离道,先北行蒙古高原再西趋天山以北有回鹘道,连接天山南北更有五船道、他地道、乌骨道、焉耆道等。人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更换道路,自由穿插,可谓“条条大道通罗马”。
《唐书》云:“伊吾(今哈密)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当时与中国建立往来关系者多达“三百余国”,而更有大量的中国商人、工匠、将士等西行万里,涌入中国的波斯人、粟特人、阿拉伯人等几乎多不胜数。贸易的发达造就丝路上一个又一个新兴都市。如庭州,唐代以前还是“其俗帐居,随逐水草”的蛮荒之地,这时成为一个“(人)口九千九百六十四”的大城。还有碎叶,679年才在唐将王方翼带领下建城,同世纪末就发展成西域著名的商业都市。前苏联学者在此发掘出大量丝织物、陶瓷以及唐钱“开元通宝”“乾元通宝”等,所反映出的商业繁荣令人瞠目。当然我们不能忘了,丝路繁荣促使大量中华文明如养蚕丝织、造纸印刷等技术西传,西域各族文化如玻璃制造、祆教信仰等事物东传,由此带动了欧亚许多国家的发展,也给中国补充了多元的异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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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海各港口出发,可以通过许多条航线到达波斯湾及其以西海域。专司外贸的市舶使和外国人聚居的蕃坊在广州出现
8至9世纪,中国北方动荡,经济和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北方陆路受到影响,而南方海路后来居上。据贾耽《皇华四达记》、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及《新唐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述,从南海各港口出发,可以通过许多条航线到达波斯湾及其以西海域。专司外贸的市舶使和外国人聚居的蕃坊在广州出现,而船体稳固巨大并有罗盘针准确导航的“唐舶”可以远航西亚和非洲沿海各地。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行记里,仅居住在广州的蕃客就多达12万或20万人。至于以后各代,两宋鼓励民间贸易,健全了市舶司制度;元、明大力发展海运,造就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中国人从“西域”转向“西洋”,似乎趋向于依赖海上丝路,同时更加关注海洋文明。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陆上诸多丝路的消失。其实在此后的千余年里,陆上丝路从未塞断。而在契丹影响中国和中亚的北辽、西辽时期,在蒙古缔造起几乎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时期,草原和绿洲丝路更曾达到不下于唐代的畅通和发达。从中国东北越大兴安岭往西,跨越蒙古高原直入中亚腹地,或到黑海和小亚细亚等广大地区,沿途辽代和蒙元时期的出土文物仍然蔚为大观。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金银器和各种雕像饰件等,在蒙古高原和辽沈地区颇为常见。而中国汉式陶艺、契丹铁器等,在中亚乃至以西地区也都能见到。即使到了明代以长城自固、晚清备受列强蚕食的数百年里,中国北部尤其西北与中亚、西亚一带的交往也没有中断,陈诚的使团、渥巴锡的部族、陕西回民的起义队伍……照样东来西往;而民间商帮、马队和各种移民更是迤逦而行,在在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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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国就没有停止过对外交往。也正是基于这种长期而稳固的对外交往,中华民族从欧亚各国各族那里学习了不少东西
有人说中国的文明借助于土地,长期以来闭关自守,其实这是对历史的漠视或无知。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国就没有停止过对外交往。也正是基于这种长期而稳固的对外交往,中华民族从欧亚各国各族那里学习了不少东西,不断补充新鲜血液,由此孕育出五千年长兴不衰的中华文明,并在每一个时代代表着东方文明与西方世界相互交流。
在这悠久的历史发展历程中,丝绸之路由彼此孤立的小道发展成成熟的交通网络,由起初单纯的贸易和迁徙道路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动脉。也有人说它是一座不塌的桥梁,自然同样形象生动。说它是动脉,那是因为我们看到,正是通过它,东西方的物产互通有无,东西方的思想传播交融。从美味的葡萄到精美的玉石,从惊艳的丝绸到洁白的纸张,优雅的希腊艺术,神秘的印度佛教,睿智的东方思想……东方和西方在这条7000余里的圣路上传递文明的火种,交流着文化的希冀。说它是桥梁,那是因为通过它,中国与欧亚广大地区的国家和民族紧密连接在一起,共荣共兴,不弃不离。
近些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出种种生机。中国与中亚各国都加强了欧亚大陆桥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应运而生,在“丝绸之路”申遗上的合作呼之欲出,不一而足。最近,我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丝绸之路现实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五国,达成石油、贸易等领域各种项目合作。这不仅重新将中国与中亚紧密相连,唇齿相依,而且拉动了东方亚太经济圈与西方欧洲经济圈的交流与合作,由此为中国复兴之路在一定程度上铺平了道路,为我们实现中国梦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在当今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促进丝绸之路沿线的合作与发展,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对丝路各国共同繁荣的追求。相信不久的将来,古老的丝路文明必将吸引世界的目光。
(刘永连,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研究所教授,研究生导师;王凯,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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